震后十年
这个博物馆里大大小小的摆钟、座钟、闹钟的指针都停在了14时28分，十年间没有走动过。
10年来，“汶川大地震”后，灾区昔日连片的板房挨个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新城镇，以及蹒跚起步的新生活。地震的痕迹越来越淡，但在成都市建川博物馆的一角，“汶川大地震博物馆”还固执地停留在10年前的模样。
落地式大摆钟被震到地上，碎成了三截；挂钟的电池不知摔到了何处；闹钟灰不溜儿的看不清数字，像是刚从瓦砾里刨出。
在震中汶川县映秀镇，漩口中学的食堂菜谱也停在了5月12日，那天的早饭是稀饭、包子和馒头，余下的表格空白一片。前几天的菜式丰富些，食堂师傅做了麻婆豆腐、土豆丝和酸辣粉，师傅还把豆腐写成了“豆付”。
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一开始只想抓紧时间搞一个展览，留下记录。他派出了博物馆几乎全部男性馆员，每日往返灾区收集运送文物。
谁也没想到，文物越来越多，运输用的中巴车换成了吊车和卡车，属于很多个体的伤痛和回忆被运往此处。最后，建川博物馆辟出了3000余平方米，装下有关地震的记忆。
开馆10年了，逾百万观众到访这里。有人沉默驻足，有人平静地复述自己在地震时的经历，有人只匆匆走过不愿抬头，有人望着文物掉泪，还有人陆陆续续给博物馆送来文物。
有工作人员说，有关地震的记忆如果不妥善收集保管，也许只能存在几天、几十天，但在博物馆里，它们能保存十年、百年甚至上千年。
没有宏大叙事，只有地震时发生了什么
博物馆参观的必经路上，有一条通道，脚底是透明的玻璃。需要低头才能看到的展示柜里，放着灰扑扑的温水瓶、缺了电线的电饭煲、烂了扇叶的电风扇、破烂的箩筐和脏到看不清颜色的餐盒。它们都是博物馆工作人员从灾区徒手带回来的。
对建川博物馆讲解组组长刘小敏来说，认识“汶川大地震”可以从她的讲解词??“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，四川省汶川县(北纬31度、东经103.4度)发生8.0级强烈大地震，震中烈度达11度……”开始，也可以从这条通道开始。
比起数字和专业词汇，她更愿意让观众看到地震发生时一个个家庭、个体的遭遇。
映秀镇的牛眠沟村藏在山坳里，地震发生时，十几户人家、整个村落以及整个山沟几乎被填平。外乡打工的人归来时已找不到家乡，他们最后找来一个木牌，用粉笔歪歪扭扭地写上“安息吧，亲人”几个大字。
那块木牌如今就卡在博物馆的墙壁里，不远处放着黑色的裹尸袋。
博物馆工作人员还从灾区拉回了一个“家”。断壁残垣里，预制板摇摇欲坠。家里一堆废墟，门框斜了，墙壁脱落。吊车把砖块和碎片一点点拖回了博物馆，再由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复原。
每到此处，刘小敏会轻轻地说：“这个预制板、这个门框都是从现场带回来的。”
“我们不说话，让文物自己说话。”刘小敏说。
刚来博物馆的时候，刘小敏20岁出头，她一度抵触讲解地震博物馆，那些讲解词和文物让她“包袱很重”，地震时，她从新闻里看到的沉重的东西太多了，这个四川姑娘不愿再回忆那段日子。
她已经一点点忘记了帐篷和板房，逐渐尘封了地震时的无助和绝望，慢慢开启着新的生活。只是，在讲解间隙，她会突然问自己：“活着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幸福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，可那些死去的人呢？他们活该倒霉吗？”
刘小敏坚持在这里讲解了整整8年。
在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肖波看来，这样的坚持是有意义的。“有一些历史是真实存在的，但很多人会选择性地忘记。”他认为，不管是好的坏的、快乐的伤痛的历史，“博物馆都应该尽可能去保存一段完整全面的历史”。
10年前，建川博物馆库房工作人员张体军，选择了奔赴映秀镇等地去打捞这段有些伤痛的历史。
这个四川汉子始终忘不了他在映秀镇看到的景象，瓦砾堆成了山，他不敢从那些“山”上跨过，因为总觉得废墟之下还有生命。他穿梭在余震和废墟之中，把车牌、火盆、旱冰鞋、笔记本带了出来。
那些灾区老乡的脸彻底失去了神色，“像莽子(四川方言，傻子的意思，记者注)一样，你喊他都没有反应，就是所有东西都失去了的那种感觉。”
余震随时会来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真的“交代在灾区”，但他确信，如果能拿多一点，再多拿一点，对那些深埋废墟之下的生命来说，也许就不算失去了所有。
建川博物馆的男性工作人员白天到灾区收集文物，夜里，女性工作人员就扎堆一起为文物消毒、登记编号、上架再写陈列大纲。博物馆工作人员黄毅还记得那段加班加点的日子，她摸过黑黢黢的裹尸袋，也给碎成几截的钟摆和电器消过毒。有时候，一群人埋头整理着，突然就有人抱着一个笔记本小声地哭了起来。
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里，他们收集整理了上万件文物。